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的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考古学家、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西省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克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4月6日0时42分在太原逝世，享年91岁。
王克林1935年4月出生于四川邛崃。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为我国考古专业首批18位本科生之一。195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入黄河水库考古队，相继参与三门峡庙底沟、上村岭虢国墓地、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发掘工作。
1961年初，响应党中央号召，王克林调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从此扎根三晋大地，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山西考古事业，先后主持侯马晋国遗址、上马墓地、北齐库狄回洛墓等重要发掘工作，参与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主持晋中、吕梁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与吉林大学合作主持太谷白燕遗址发掘。1984年至1992年担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期间，加强与国内顶尖科研单位的合作，带领山西考古事业迈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新阶段，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
讣告指出，王克林毕生深耕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等考古研究领域，出版《夏族与文化的起源》《〈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华夏文明起河东》等多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发表论文近百篇，为中华文明探源、三晋考古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考古学家、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西省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克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4月6日0时42分在太原逝世，享年91岁。
王克林先生1935年4月出生于四川邛崃。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为我国考古专业首批18位本科生之一。195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入黄河水库考古队，相继参与三门峡庙底沟、上村岭虢国墓地、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发掘工作。1961年初，响应党中央号召，王克林先生调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从此扎根三晋大地，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山西考古事业，先后主持侯马晋国遗址、上马墓地、北齐库狄回洛墓等重要发掘工作，参与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主持晋中、吕梁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与吉林大学合作主持太谷白燕遗址发掘。1984年至1992年担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期间，加强与国内顶尖科研单位的合作，带领山西考古事业迈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新阶段，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
王克林先生毕生深耕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等考古研究领域，出版《夏族与文化的起源》《〈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华夏文明起河东》等多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发表论文近百篇，为中华文明探源、三晋考古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克林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考古学界和山西省文化文物事业的重大损失。
为缅怀先生，兹定于2026年4月8日上午8：50在太原永安殡仪馆永生厅302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致唁电、唁函和敬献花圈的单位和个人请与其家属或王克林先生治丧办公室联系。
特此讣告，以寄哀思。
王克林先生千古！
唁函接收邮箱：sxkgyrlzyb@126.com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克林先生治丧办公室
山西省考古学会
2026年4月7日
与夏文化“恋爱”的王克林
文/范利明
（原载于《山西日报》2016年9月，略有删改）
2016年，我国第二部研究夏族与文化起源的专著《夏族与文化的起源》由三晋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时年82岁高龄的王克林先生科学论证佐以最新考古成果，郑重地指出夏族与其文化起源于晋南。
《夏族与文化的起源》
60年的考古生涯
说起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4位学者——业界尊其为“甲骨四堂”的“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来，恐怕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特别是离我们年代最近的郭沫若，人们几乎耳熟能详。王克林与郭老有过一段工作上的交集，甚至还听过郭老讲的课呢！就凭这非比寻常的际遇，使笔者于9月中旬多次采访了王克林。
王老1935年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今属成都市），195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为我国考古专业首批18位本科生之一。1956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者，正是郭沫若。怀着一颗对三晋大地五千年璀璨、厚重文明的景仰之心，王老1961年调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旋即赴侯马市，肩担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业务负责人和晋国遗址考古发掘队副队长之责，负责平阳东周晋国铸铜遗址和侯马盟书等的发掘工作。1984年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兼职教授，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生6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参加和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葬有100多处，代表性的有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西安沣西西周遗址、河南陕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三门峡市（原回兴镇）西周虢国墓地（主持该墓地车马坑的发掘）等。1964年至1965年主持对侯马秦村晋国盟书、祭祀遗址等遗址和墓葬的发掘。
每次原野考古发掘之后，对照史料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已然成为先生的工作习惯。经年累月，成果斐然。不仅工作性质的发掘报告汗牛充栋，而且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专著次第问世，计有《华夏文明论集》《〈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华夏文明起河东》《酒起源的考古学新探》等等。其中《〈山海经〉与仰韶文化》的出版，被考古界泰斗、现年93岁高龄的石兴邦先生赞许为“很有首创性和开拓性”。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明先生称《华夏文明起河东》“以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整合的方式，对山西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表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具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求异存同的风格。”
力主夏文化起源于晋南
上世纪60年代，先生从条件和待遇相对优越的中科院调到山西，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表里山河的仰慕。尧舜禹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是尧舜禹都发祥于山西，业界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说。先生大胆提出考古界重要的发问，尧舜禹之前的夏商周是否也起源于山西呢？
历史记载的夏朝，距今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史迹极为稀少。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发出“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之感叹！《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史也仅有3012个字，且多为夏先祖鲧、禹治水的故事，所以千百年来古今史家论夏史说夏的起源便有多种说法：有河南嵩山周围说、豫东说，有人以历史文献记“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言夏起于四川西部。而先生却以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地名学）、古文学等文本为线索，考古资料为证据，力主夏族与其文化起源于山西晋南之说。
先生介绍说，首先在历史文献方面，华夏集团的主体族群，据《尚书·虞夏书》的记载可以推知尧舜与夏商周三代先人鲧、禹、契、弃是同时代的人物，并在一个“邦国联盟”中共事。而别具意义的是，尧舜或其部族活动地及其都邑在今天的晋南临汾地区，与历经40年考古发现的襄汾陶寺文化中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雄伟古城契合，故而不容否定的是尧都平阳正在由传说走向信史，这已为目前大多数考古学家所共识。既然尧都容颜已彰显为陶寺文化古城，那么按逻辑推理说，与尧舜同盟的夏商周先祖或其部族所在地当也在附近，从而说明三代都崛起于晋。
说到这里，先生显得颇为兴奋了，他接着指出——在历史地理或地名学上，晋南素有“夏墟”之称，上世纪之初有史家由“地以大小为名，更有对称意，故地称小，新迁地称大。”因此，推断“山西晋南之 大夏 ，或系夏亡之后迁往山西的夏遗民之称号”。然而在河南的历史记载上却无“小夏”的地名。其实夏人所称大夏之大，实则是为夏族祖先发祥立身之地和神圣宗庙所在。称“大”者，如《老子》说：“天大、地大、王也大，域（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故夏禹史有称“大禹”者。又“夏墟”一词，从“墟”字解，古史均谓“墟者，故居也”。那么“夏墟”就是夏人的故地，因此从这一地名也说明夏族起源于晋。
从古文字学方面来探究，今临汾市襄汾东面的塔儿山，《读史方舆纪要》载又称古崇山。《论衡·书虚篇》载：“尧舜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国语》云：“昔夏之兴也，融将于崇山”。由文献所记尧葬的崇山，夏族兴起的崇山，而崇和融及龙字，从字的音韵上讲，皆音相近，故义均通。又融字的音义，按闻一多的训诂，“融字从 虫 ，字的本义也是一种蛇或龙”。为此，可以肯定地说崇山即是龙山，是夏族祖先起源神圣的宗庙所在之地。所以《国语》载的崇山则非史家训诂所说的为河南之嵩山。无独有偶，在陶寺文化墓地，大凡在大墓中均出土具有象征王权、神权、族权、族徽的“句龙纹彩绘陶盘”，均与历史文献记和古文字对“崇”字的训诂和考古文化的句龙纹吻合，从而说明陶寺文化的性质、族属，当是历史文本记载的华夏集团主体族群的唐虞夏的都邑唐、唐城、平阳在晋南襄汾提供了有力的书证和物证。
夏商周与唐虞文化一脉相承
先生特别指出，考古的物证、历史文献的线索表明，唐虞与夏商周三代文化关系密切，《礼记·礼器》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说明夏商周三代文化与唐虞文化是一脉相承为一个谱系的文化。
首先就当时人们生活用品的陶器看，在唐虞文化区今晋南和周围地区发现的陶器炊具，多为带有三足的鬲、甗、斝和蛋形三足瓮等为主。这类陶炊具其后都为夏商周三代所沿袭，均有其共同的特征和一致性。之所以有此现象，正是三代与唐虞是在同一相邻地区发展起来的，有着文化的认同。而文化的认同，正是历史的认同。而历史认同是与人们文化共同体的血缘，地缘相近而密不可分，因此唐虞文化区周围毗邻的文化自然受其影响而相近。
列几项为例，如陶寺文化的长方形水井，在黄河流域为夏商周三代所承袭，又陶寺墓出土的铜铃，在河南为夏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所承传。再又也是重要的，乐器中的土鼓、特罄这类乐器的功能《淮南子·汜论训》云：“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以待四方之士”。特别是特磬，考古发现表明，陶寺文化的特磬在中国考古文化中为迄今最早的打击乐器，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开来。向四方面发展，向南为河南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文化所承继。因此，仅从特磬一项，就昭示着夏族与文化起源于晋，这在磬的出现和传播的轨迹上是十分清楚的。
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了解来研究古代社会的社会科学，它和历史学是同胞兄弟。王先生新作《夏族与文化的起源》是《华夏文明起河东》的姐妹篇，是以表述华夏文明的文化共同体，唐虞夏商周主体族群都崛起于古河东今晋南地区为主要任务的，对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心地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诚如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宁立新针对《夏族与文化的起源》的出版所言：“将古代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深刻结合，廓清了许多学术误区和歧义，第一次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做出了全新的系统的阐释，讲出了山西故事。”
作为“巴山蜀水出生，黄土高原结缘”的王老，为该课题的突破在第二故乡山西考古50余年，“穷经皓首”著述了该课题的前一半，后一半商、周二代起源研究的著述工作也正在克服年迈体衰、精力难继，住房面临拆迁，资料面临散佚等诸多现实困难，夜以继日地推进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万辉所长提到其就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时的辅导老师王克林时，以“高山仰止”赞其这位“谆谆吾师”。
晋文化研究会回忆录
口述 | 王克林
整理 | 张光辉、李彦昕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25年4月18日第6版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山西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晋文化是山西考古的重中之重。
我十六七岁从四川邛崃去北京大学学习考古，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裴文中先生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我自己还去颐和园调查；实践人工取火；在中关村亲自清理了一座瓮棺葬；在半坡发掘时，与同窗张忠培先生一起在发掘现场“摆摊”，给大家当讲解员，讲述发掘出土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学习实践经验使我越发地喜爱这门学问。
毕业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山西工作队工作了6年，期间参加了芮城东庄遗址的发掘，与发掘队员一起对黄河沿线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仰韶晚期的西王村遗址，回北京后向夏鼐先生进行了汇报，夏先生对这些工作非常赞赏，也多次关心我在山西的生活，几次询问“是否想回北京？在山西住在哪？”当时我一心想在一线做点事情，于是告诉先生“在山西挺好的，住的老丈人房子，想留在山西工作。”后来虽也有机会回去，但还是舍不得山西这块考古热土。
山西考古工作，晋文化是个大课题，我很早就关注这一研究，“晋”字在甲骨文中鲜有所见，还专门咨询过搞甲骨文字研究的王宇信学弟。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陪苏秉琦先生在沁水下川考察期间，苏先生就曾跟我说太行山西侧的晋南应该有一个晋文化。1979年，我给中国考古学第三次年会写了一篇《晋文化研究》，1984年以《晋国建立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为题发表，阐释了晋地文化发展序列，提出晋文化的课题。
晋文化研究会会议场景
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参与了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联合举办的北方几省市在职干部考古训练班，培训地点是山西太谷县白燕遗址。1982年至1984年，我们又展开了对吕梁山、滹沱河、桑干河等区域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这些工作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加深了对晋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到这一时期侯马等地考古也已有起色，但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的方面，我任所长后，策划了一个座谈会，是以晋文化为主，也牵涉包括陶寺在内的山西考古几大重点话题。
我当时有几个想法，一是要做个实实在在的讨论和考察，所以会期持续了七天；二是把当时晋文化研究的一线学者都邀请过来交流一下；三是要求做好会议纪要，会议结束后纪要印了不少，据说现在市场上还有不少这个册子，也是一个纪念吧。
在这样的思路下，就有了1985年11月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参会人员考察了一些相关地点，也指导了侯马晋国遗址的一些工作与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会上邹衡先生建议要大力加快晋文化资料发表，加大晋文化研究力度，加强侯马考古力量。而对于这次会议，他将其与登封夏文化讨论会、庐山印纹硬陶会议相提并论，并认为“这种会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召开，过几年再总结交流，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李伯谦先生《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运用。
苏秉琦先生则从全局高度审视了晋文化由来，总结了山西文化的源流，会前准备了一首《晋文化颂》，会上以《晋文化研究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为题，阐释了晋文化的三个层面，将晋文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先生把这次晋文化会议当作是兴城座谈会的延伸，他认为晋南的“发现、研究的实际（实践）和认识水平（理论）比起辽西并无大的差异”“我们召开这次晋文化座谈会的目的也类此”，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成为晋文化研究乃至中国考古学关于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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